台灣第三部門學會將於2020/11/7(六)舉辦年度研討會/年會暨優秀博碩士論文頒獎發表
研討會主題為「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向公民報告」,因近年有多位參與社會運動或長期服務於NGO/NPO者進入體制內,擔任立委或監委。因而,今年特別邀請這些立委或監委分享從體制外到體制內之發現。

此外,今年的研討會也特別將「長照與托育議題」、「第三部門與地方創生」等議題納入討論。最後,會中也將進行今年度優秀博碩士論文的頒獎與發表。
 

《超額徵收》新書分享會

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導讀:廢除區段徵收制度

苗栗大埔事件以來,被徵收人往往質疑政府在徵收土地後,卻將他們原來所擁有的土地標售給建商財團,土地徵收已經質變為「私徵收」,政府變成是幫土地開發炒作者圈地的工具。他們強烈批評政府這樣的舉動,認為區段徵收完全牴觸了土地徵收所需遵守的必備要件,並主張區段徵收違背了憲法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保障的規定。他們所組成的自救會,所要求的大抵是基本人權的保障,而不是金錢補償或發還抵價地的比率多寡。但是,他們的抗爭舉動卻往往會被當權者抹黑為企圖增加金錢補償數額、自私自利的私利行為,刻意抹黑他們為釘子戶,罔顧整體大眾的利益。土地被徵收人經此再三汙衊,往往有苦難言,內心有極大的折磨。

但是,這樣的惡劣及偏頗的情勢如今或許有機會隨著羅伯.庫斯曼教授(Robert Eugene Cushman)所著《超額徵收》一書中文翻譯版的發行而有所改觀。庫斯曼教授以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為例,將土地徵收分為二大類:強制徵收(eminent domain)及超額徵收(excess condemnation),而後者又可以再分為三個類別,分別為:殘餘地徵收(或稱附帶徵收、一併徵收)、為了保護某項公共建設而在其周圍所實施的有限度擴張徵收(台灣的法律制度似無此徵收)、及為了賺錢財政目的所實施的獲利徵收(即國內的區段徵收)。庫斯曼教授為了寫這本書,當時還特地從美國遠至歐洲蒐集資料及進行移地研究,包含了前述李鴻毅教授所稱法國、比利時、英國三個國家的實務經驗,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從德國返回美國;此外,本書也包括了美國各州當時所實施的眾多案例及法院的判決,內容可說是非常的豐富及有價值。這本書雖發表於1917年,但是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幫我們尋得了區段徵收的根源,亦即幫我們找到了區段徵收的身分密碼,即使在一百年之後閱讀,對我們來說卻完全不陌生。再者,雖然本書聚焦於超額徵收,但是它也會討論土地徵收的一般原則及其合憲性,因此,凡是對於土地徵收感興趣的朋友,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書從不同的面向探索區段徵收,共分成七章,每一章都非常精彩,很值得仔細閱讀,讀者將發現其所探討的主題與我們現在因區段徵收而面臨的問題,竟然有那麼高度的相似性。

第一章為「超額徵收理論」,為超額進行定義及分類,作者將超額徵收定義為:「可以被視為國家或城市所採取的一種政策手段,為了興建公共建設(public improvement),基於徵收權的施行,取得超過公共建設實際所需的土地,其後將過剩的土地出售或租賃。」為何歐洲及美國要採取超額徵收?其理由大概有三:第一、為了要解決殘餘地問題,這是因為公共建設後往往會產生許多零星的殘餘地,無法有效使用,因此政府一併將其徵收,未來將其出售給毗鄰的所有權人,在經過重劃之後,可以促進整區的土地使用。第二、為了要保護公共建設的美觀及效能,避免鄰近公共建設附近的土地使用危害了該公共建設,因此將其附近一定距離內的土地一起徵收,之後再設定相關土地使用限制,將其出售或進行租賃。第三、則純粹只是為了賺錢,這是因為公共建設需要花費一大筆的金額,若以一條高速公路為例,政府不僅徵收公路本身所需的土地,還連帶地把道路兩旁的土地都徵收了,等公路興建完畢,其兩旁地價也上漲了,這時再將徵收來的過剩土地出售,企圖由此填補公共建設的費用,甚至賺取大筆的利潤。這三大類分別可將其稱為殘餘地徵收、有限度的擴張徵收,以及區段徵收。

第二章為「超額徵收與殘餘地問題」。若以興建公路為例,恐會產生許多的殘餘地,這會產生四種對於公益或私利的危害:第一、它們因公共建設而產生,很可能會抵銷該公共建設原本的功能,甚至阻礙周邊街區的發展。第二、城市會面臨必然的財政損失,因為這些殘餘地恐會影響周邊區域的整體發展,而導致整個區域不再具有吸引力,城市因此損失了大筆稅收。第三、不僅殘餘地擁有者會有很大的損失,其毗鄰地所有權人恐怕也會很慘,他的土地因為與公共建設之間隔著一塊或數塊殘餘地,致使其並未因為公共建設而產生預期的增值,甚至還會帶來損失。第四、這些殘餘地的形狀可能都太難看,因而產生了許多危害。

第三章為「以超額徵收保護公共建設」。這多半是因為美學上的保護,但並不侷限於此,因為一個美麗的公園也會與公共衛生及休閒遊憩脫離不了關係,超額徵收的運作可能會與採光、空氣品質、便利性及一般實用性有關。這涉及城市可以額外多徵收一些土地以備未來的需要,未來若不需要,則可將其出售。但對於許多市民而言,這似乎是賦予了城市隨意進行徵收的權力,是極為不當的作法;此外,這恐怕也會帶來嚴重的行政弊端,有學者因此主張用警察權(police power)來限制土地的使用,但這樣的作法恐也有其限制。因此,又有人主張徵收地役權(easements),但是對其最主要的批評則是可能無法發揮原先預期的效果,繼而有人主張施行超額徵收。然而,對此還是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第一、這恐會為城市帶來嚴重的財務風險;第二、它會對私人財產權過分干預,進而侵犯了私人財產權。

第四章為「以超額徵收獲得增值利益或賺錢」。這個政策的支持者主張超額徵收是安全又有效支付公共建設費用的方法,甚至可因此創造可觀的盈餘。然而,超額徵收並非是唯一賺錢的手段,政府至少有兩個其他的方法可以獲利,一為特別受益費(special assessments),另一則為增值稅(increment taxes),這兩個方法對私人財產權的干預比超額徵收和緩許多。

但是,特別受益費有回收總額的限制,僅能回收城市針對興辦公共建設的支出成本,它也受拘束於所實施的範圍是限定於公共建設周邊的地產,至於空間距離該多遠,往往引發爭議。而增值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並非針對公共建設的興建成本,而是對於該建設所造成的地產增值來課取,因此不受限於興辦公共建設的支出成本,惟美國在當時並沒有任何一州徵收增值稅,其主要是運用於歐洲,如英國、德國。其問題是應該課取多少的增值?應該保留多少比例的增值予所有權人?這些都是很難纏的問題。

因此,就考量到使用超額徵收而不是增值稅來擷取增值的利益,但縱然如此,在當時的美國也僅出現非常零星的個案,而且也只是運用它來取得殘餘地,而不是將其當成是融資公共建設的手段。對台灣而言,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因為台灣實施區段徵收的經驗太過於浮濫。雖然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及麻州波士頓市曾經提出超額徵收的方案,惟後來皆沒有真正實施,這是因為它伴隨著高度的財務風險。至於加拿大就曾經有過成功的個案,而許多歐洲城市也有實施超額徵收的經驗。如法國巴黎曾在1852年通過法令授權以超額徵收來處理剩餘土地,但最後結果顯示它似乎是失敗了,最高行政法後來也嚴格限制了超額徵收的數量,這使得法國後來也少有以超額徵收來賺錢的例子了。

比利時則不同,雖然當時超額徵收已成為推動公共建設時長期落實的政策,但是布魯塞爾卻曾因為超額徵收而造成嚴重的城市災難,市政府差一點就破產了,因此後來也將其放棄了。至於英國,雖然也實施過,但其成效卻也是非常的可議,並不算成功,因為「原本想要取得增值利益的建設案,最後卻淪為揮霍成本的開發」。再加上,不論是倫敦郡議會或是曼徹斯特,往往都很難賣出這些徵收來的土地,政府必須不斷地進行公開拍賣來釋出這些超額徵收的土地,但依舊乏人問津,這種情況與現在台灣許多直轄市及縣市無法拍賣掉區段徵收後的配餘地非常的類似(如新北市八里台北港、苗栗及彰化高鐵特定區等)。

第五章為「超額徵收的財政利得與風險」。那些宣稱市政府會因為超額徵收而獲利的論述,是建立在三個假設:第一、市政府以近似實價的合理價格徵收過剩的土地,第二、興辦公共建設必然會增加所徵收之過剩土地的價值,第三、市政府會比照增值後的價格來轉賣或租賃該土地。這三點非常的重要,因為任何公共建設事業計畫若不能符合上述的假設,就很有可能讓市政府嚴重虧損,而不是賺錢。然而,若以英國為例,土地徵收的補償金額是由審議團決定,依慣例審議團除了會決定高額的補償金,還會把事業計畫的增值利益交付給所有權人,另外還要再外加10%的金額,這使得這個補償價格遠高於市場公平的交易價格。換言之,在英國及法國除了要補償土地的市場價格,另外還需支付一筆商業利益或信譽受損的補償金,而其金額往往是非常高昂。

再者,剩餘土地的預期升值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或者要花很久的時間才會實現,在市政府獲得增值利益之前,利息費用和稅的損失很可能就早已把任何可能的淨收益都吃掉了。而官方加諸於剩餘土地的未來使用限制,也很容易在出售土地時減損其市場價格。此外,管理不善或無效率的行政運作體系也會嚴重危及超額徵收的財務效果,而形成極高的財務風險。因此,本章的最後結論第一點即指出,超額徵收計畫的虧損風險實在太高了,因此無法合理化採取此法作為財務手段的必要性。

第六章為「超額徵收的行政管理」。這一章是在討論如何把超額徵收的一般原則轉化成為實際運作的法規制度,即市政府在實施這個政策時,權力應體現在哪些方面?制度該如何設計?該受到什麼約束?又該如何執行這個制度?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但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沒有任何一州或國家提出的憲法修正案或法令是與另一州或別的國家完全相同的。縱然如此,美國各州卻都反對立法機構在無憲法的明確授權下,強制將此政策納入於法規,這主要是因為超額徵收是政府其中一個最專制的權力──也就是強制徵收權──提供了寬鬆的解釋機會,個人財產權因此深受影響。這一點也很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台灣現今所施行的區段徵收並沒有憲法的授權。

庫斯曼教授在這一章蒐集了非常重要的資訊,以製作表格的方式清楚的告訴我們美國哪些州已有「超額徵收的憲法修正案」,哪些州則是有「超額徵收的法令規定」,以及其各自的主要內容為何,這些都非常有參考價值。最後庫斯曼教授做了重要的總結:如果要實施超額徵收,那麼他主張憲法裡就應該要有賦予超額徵收權力的條文,而他認為該條文應該具備七個重點,這非常重要,很值得參考。最後,各州若要依據憲法來訂定一般的法規,並將超額徵收權授予州的地方行政機關,那麼其必要條文應該包含哪些重點,庫斯曼教授也清楚列出簡要大綱。

第七章為「超額徵收的合憲性」。超額徵收在美國所遇到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其合憲性一直受到嚴厲的質疑,其是否合憲的課題必須優先解決。這一章觸及了強制徵收(eminent domain)的重要規範,如聯邦憲法修正案第5條及14條,其中非常關鍵的涉及了「公共使用」(public use)的解釋。庫斯曼教授指出法院一直不願聲明「公共使用」一詞的一般定義,也因此賦予這個名詞的彈性,得以擴充為其他的解釋內容。其大概有兩類解釋:第一類是將「公共使用」解釋為「為公眾使用」,這個解釋相當清晰且合情合理;第二類解釋則是將「公共使用」擴張解釋為「公共利益或對大眾有利」,這是一個比較自由派的觀點,但其普遍接受度不高,可能也無法代表官方的觀點。

由於超額徵收涉及從某人身上剝奪其所擁有的土地,轉而供其他私人使用,這不但與「為公眾使用」相違背,也涉及違背了「基本法」(the law of the land),即自由人(freeman)原則上不應被剝奪其所有權、自由及基本人權,或受到禁止、驅逐,或以任何方式傷害、剝奪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即使只是徵收殘餘地,1834年紐約州最高法院也予以否決。之後,麻州也碰到類似的個案,麻州最高法院也有相同否決的判決,其主張為「宗地(lot)的殘餘數量不該破壞原則」,而這個原則即徵收必須為公共使用。這兩個案例所建立的法理非常重要,在美國絕大部分的州法院都是同意的。麻州議會曾經想突破這個限制,但徒勞無功:即使是殘餘地的徵收,也必須具備公共便利性及必要性,否則就是違憲,因為其本質上還是屬於私人,而非公共目的。後來馬里蘭州及賓州都有其他類似的判決,對於允許政府依規定強制徵收市民的土地,但後來卻將該產權轉移給另一個人,法院都針對這一點提出嚴厲的譴責。此外,庫斯曼教授甚至在結論時特別強調,如果只是為了賺錢的財務目的而進行徵收,這絕非屬於徵收的公共目的,這樣的徵收不僅違背了法律公平保護原則,也牴觸了法律的正當行政程序。這樣的結論非常值得台灣參考,而這大抵就是為什麼西方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都逐漸不再使用區段徵收的主因了。這樣的結論非常值得重視!

我國的區段徵收源自於歐美曾經實施過的超額徵收,它是屬於超額徵收中的第三類,而其源頭可能是為了解決殘餘地的問題,後來將其擴張而出現了變異。以美國為例,「殘餘地徵收」(或一併徵收、附帶徵收)及「區段徵收」二者都是屬於「超額徵收」,在一百年前的美國,大面積的區段徵收是嚴格禁止的,這已經是各州的共識,沒有爭議,因為這嚴重侵害了私人財產權,與各州的憲法規定都相違背。因此,其爭論的焦點反而是在於可否進行小面積的殘餘地徵收,然而,即使是零星小面積的殘餘地,原則上都還是嚴格禁止的。反觀我國,我們對於殘餘地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原則上也是採取禁止的立場,唯有在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的情況下,政府才考量是否要予以一併徵收,由此看來,我們也是非常嚴謹的,因為就連小面積的零星殘餘地,我們都是禁止的。若按照這個邏輯,相對而言,那麼徵收面積非常大的區段徵收不是更要嚴格禁止嗎?

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我們對於面積非常大的區段徵收卻是大開方便之門,從《平均地權條例》第53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的規定看來,幾乎是無所不包,此外還有十幾個法條可以啟動區段徵收,這幾乎讓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都適用於區段徵收,只要掌權者強勢啟動,那麼每一個土地所有權人其實都逃離不了區段徵收的魔掌,這非常的恐怖。試問,我國土地徵收這樣的立法會否讓你深感精神錯亂?我們竟然是「抓小放大」,在邏輯上否很奇怪、很錯亂?為何一個連零星殘餘地徵收都嚴格禁止的國家,反而會允許大面積的區段徵收呢?這非常不合理!這也表示我國土地徵收的法制相當的紊亂,毫無財產權與基本人權保障的觀念。

​再者,有人欲以區段徵收屬土地開發來予以區隔及扭曲誤導,區段徵收雖與一般徵收有異,但本質上仍屬於土地徵收之一,依舊是對人民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的剝奪,必須符合《憲法》及相關大法官解釋文規定,而這也就是超額徵收最為關鍵之處:即區段徵收仍然必須嚴格遵守土地徵收所必備的嚴謹要件,如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手段及完全補償等,而且政府絕對不應該在缺乏憲法授權的情況下,隨意的剝奪私人財產權,在之後又將其轉售給其他私人,根據本書的敘述,這在美國是嚴格禁止的,會受到嚴厲譴責。非常遺憾的,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國竟然還在大肆實施主要建構於十九世紀、至今大抵皆已經被拋棄的區段徵收制度。

為了擴大實施區段徵收,行政院還特別於1990年訂頒行政命令,規定「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這使得區段徵收大肆運用於農業用地。為什麼這麼做?政府除了要賺取農地轉用為建地的地價價差之外,還專門欺負那些守護農地的老農,因為他們缺乏相關法律知識及政治力,這使得我國區段徵收大抵都施行於農業用地之上。由此也讓我們得到一個非常惡劣的印象,即我國區段徵收是專門掠奪社會弱勢的土地及家園,並把這些土地轉手給財團建商及地方派系,即政府用公權力來幫他們取得及整合土地,讓他們大賺其錢。不客氣的問,這與海峽對岸的中國所實施的「批地」有何差別?並沒有,這不禁讓人懷疑,我國真的有實施憲法嗎?我們真的是一個保障財產權、生存權、人格權及人民尊嚴的國家嗎?

本文摘錄自《超額徵收:都市計畫?或炒作土地、侵害人權?揭開區段徵收的真相》

 
 

>> 不斷遲到的人權 <<

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

年前,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法制出現重大變革:一、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使人民對於違法之都市計畫得以提起訴訟救濟,司法院於《行政訴訟法》增訂第五章「都市計畫審查程序」專章;二、為順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立法院三讀通過《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未來更新地區劃定及自劃單元劃定基準均應由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如有爭議應一律聽證、拆除前也應落實兩人權公約規定等。

都市計畫色彩保守

 

上述二項法制變革符合社會殷切期待,猶如是遲到的人權,估不論其實質內容為何,我們卻要問,為什麼要等這麼久?為什麼都要在人民犧牲及大法官做出違憲解釋後行政機關才肯進行變革?又在違憲解釋後,為什麼還需拖這麼久?這是否表示我國行政機關欠缺人權保障觀念? 
雖然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7條明示「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及同他人共有的所有權、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我國司法院釋字第400號、739號、及742號也再三指陳「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但是,基於過往威權歷史背景,都市計畫因此具有濃厚專制保守色彩,致使國人財產權及生存權皆遭到侵害,社會也引發激烈抗爭,這些抗爭看似是針對土地徵收、市地重劃或都市更新,但是,其實都與偏頗的都市計畫源頭有關。 
這是因為都市計畫法制不完備,恐就會造成「因開發導致迫遷」人權議題。聯合國、世界銀行及國際組織對此都非常重視。它們發現許多國家屢屢以開發為名,進行大型建設,使得國內人民遭致迫遷,造成嚴重社會問題。聯合國因此在1997年發表《因開展導致迫遷人權準則》,強調迫遷嚴重侵犯人權,它僅能在非常例外情況下才准許使用;它也認為政府必須窮盡所有可能來尋找替選方案,迫遷僅能是最後迫不得已手段。它更於次年再度公布《國內迫遷指導原則》,要求各國都要謹守人權準則。 
此外,已經在我國正式施行的《經社文公約》也非常注重「因開發導致迫遷」議題,其《第7號一般性意見書》則是關鍵。若再以2017年兩人權公約審查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為例,更是對此提出多項建言,例如,第38點「審查委員會持續關切在中華民國(台灣)正發生的驅離與剝奪土地的頻繁程度。土地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及其他政策,正導致全國各地對住房與土地權的侵害。委員會也關切引發強制驅離的『民間自辦』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第39點「審查委員會建議所有形式的迫遷應宣布暫時中止,直到一部符合政府的國際人權義務,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7號一般性意見,以及聯合國關於基於開發目的的驅離及迫遷的基本原則及準則的迫遷安置及重建法制定為止。」惜政府並未予以尊重。 

別等人民激烈抗爭

 

上述建議歷歷在目,我們不得要問,為什麼一定要等人民激烈抗爭,甚且犧牲性命,並在大法官做出違憲解釋之後,都市計畫法制才會變革?為何不能主動提前修法?這讓我們認知行政機關仍欠缺人權保障觀念。而這也提醒國人,《兩人權公約》審查委員會兩次審查結論的第一點,都是建議「應全面遵循巴黎原則,盡速成立完全獨立且多元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遲未設立,是否為我國人權不斷遲到的主因? 

本文同步刊登於108/01/07 蘋果日報專欄 

 

>> 本姑娘主體性不容掠奪<<

台灣第三部門學會理事長暨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最近臉書有人把習大大對台關係講稿轉化成「超譯版本」,這超譯版本精準又幽默的描述習大說詞,實在太精采。
作者陳信聰以一位施暴習慣的大男人,強行納妾大話,比喻海峽兩岸不對等關係,其中的二段話:「無論你想嫁別人,還是想一輩子單身,那都是歷史的逆流,是絕路,我不會讓你有任何空間,你想報警,想向外求援,勸你死了這條心,叫破喉嚨也沒有用,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家務事,我絕不允許任何邪惡境外勢力介入干涉我們家人之間的歧見!」、「我雖然有家暴的習慣,但自己人絕不打自己人,家裏面那根木棍,我無法保證不使用,更不會丟掉,不過你放心,我絕對不會針對你,我只會拿來打不聽話的混帳!」
這猶如家暴實境再現,施暴者的權控、恐嚇歷歷在目。

施暴者的權控手段

大多社會學者認為家暴乃出自施暴者企圖控制受暴者。女性主義論者則認為,社會是以「男人為中心」的想法建構的,因此男性透過暴力來達到對女性控制,以維持「男人為中心」的現象。包括使用男人特權獨掌所有決定,或用經濟控制、使用恐嚇、隔離控制、強迫及威脅等權控手段。 
這些權控手段,放到兩岸關係,變得好熟悉!中國對台灣的打壓,不就是透過限制來台旅遊的經濟控制;阻止台灣加入聯合國、極盡能事的讓邦交國與台灣斷交的隔離控制;武力繞台演習的恐嚇手段,以達成對台控制的目的? 
面對如此權控的大男人,台灣的姑娘們怎會委曲求全呢?兩岸關係不可能在這樣的權控、恐嚇之下,被迫婚約的。 
很多人談兩岸關係,會從經濟觀點、政治觀點、歷史觀點、民族觀點等去談它。最近,韓流風潮,讓台灣不少賺不到錢的人,只能單一狹隘的從經濟觀點看兩岸關係,一股腦的主張兩岸一家親,不顧其他可能面臨的風險,著實讓人冒冷汗。而歷史觀點、民族觀點也都有極大的限制與窄化,難以解開兩岸關係。 

堅持主體性不妥協

事實上,我們可以跳脫這些觀點,試圖從女性主義觀點看待性兩岸關係,很清楚的就可覺察,有不良家暴紀錄或家暴習慣的流氓鄰居,不斷口出惡言、威恫、利誘台灣,企圖收割、掌控台灣,我們怎會願意接受讓我們失去「主體性」的關係?
女性主義最重要、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對主體性的堅持,面對權控關係,不妥協。誠如小英總統回應習大說,台灣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其實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絕大多數台灣民意也都堅決反對。也因此小英總統得到台灣無數熱烈掌聲。值此關鍵時刻,四大國老卻逆向操作,登報公開籲請小英總統放棄2020連任,當然在網路被罵到翻。
中國越嶄露暴力面貌,越讓台灣人民厭惡,本姑娘的主體性就是宣布一輩子不結婚。 

本文同步刊登於108/01/06 蘋果日報紀惠容專欄 

 

>> 臺灣生命共同體 <<

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

長久以來,由於歷史的特殊發展軌跡,台灣住民在國家認同議題方面出現歧異,由此也引發了不同的主張與行動;然而,縱是如此,彼此卻也因為與這塊土地的緊密連結,共同建構了厚實的台灣文化與共識,而這絕非是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可輕易動搖。習近平說,過去發生的歷史不能選擇;是的,但是我們卻要告訴他,經由歷史的不同詮釋,卻可以豐富我們的心靈,創造出與中國夢不一樣的想像,更驅動了台灣夢的認同與實踐力量。

如同過往,習近平彈的依舊是中華文化的老調。但是回顧歷史,兩地文化雖有類似,但台灣住民並沒有因此就放棄自己的文化。眾所皆知,滿清進駐台灣,並不是沒有遭到強大的阻力,它必須派出施琅及大批的軍隊才能讓鄭氏王朝俯首稱臣。滿清後來透過軍隊及官府的設立,才逐漸鞏固其在台灣的主導力量,這時,強勢對岸文化也才源源不斷而來。然而,縱是如此,在清領的200多年期間,所能掌控的區域大抵也只是西部地區,前山與後山有著絕然的分野,而後山文化又豈是中華文化? 

本土文化險處逢生

再來,中日甲午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軍事及政治力量進駐。台灣住民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日本文化,而是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能調整。例如,由於各地不斷的反抗力量,使得日本政府於西部平原地區的土地調查必須耗時8年才得以完成,再來才能逐步進行西部淺山地區的林野調查及整理,至於東部山地林野調查與整理則更是要等待至1925年之後才得以進行。至於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的歷史則是更不待言,倘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與在中國各地的人並無二致,那又怎麼會發生讓人痛心的二二八事件呢?兩岸文化其實已經相距甚遠。
上述皆僅是平常的歷史,並不深奧,但它卻有二個重點。其一,即歷史的發展並非純然是不可抗力的客觀力量來主導,它其實是隱含了許多主觀的選擇,滿清政府、日本政府及國民政府都曾在台灣歷史演變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可能無法用中華文化4字就可輕易的操弄,倘若我們誤解其為客觀的力量,認為它是人力所不能及,那我們也就會因此喪失了改變的力量。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台灣並非是一個文化中空的地方,它是有文化的,這可以由屢次的抵抗運動來予以呈現,只是過去在各政府的軍事及其強勢文化壓境下,這些本土文化已是奄奄一息,似無以為繼,這使得我們誤以為它並不存在。然而,事實是,台灣本土文化卻也於險處再逢生,展現其韌性及包容性,透過它與外來中國、日本、美國及東南亞等文化的不斷吸納與融合,早已創造出新局。
這些融合創新的台灣本土文化從何而來?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及東南亞?是的,然而,它更是來自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住民,他們於日常生活當中,建立了與土地的緊密連結,並在本土之上發展及建構了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各種網絡關係與制度。 

認同來自融合文化

縱然台灣本土文化與中國文化有所重疊,但並未因此就喪失其獨特性;同樣地,在後現代及全球化的年代裡,縱然因資本的快速流動及傳媒無國界的輸送,可能產生所謂的流動認同,然這也無礙於台灣住民對於本土的認同,因為大家已是休戚與共、福禍相倚,而這個認同的關鍵雖是來自於特有的台灣融合文化,但它更深層的來源卻是來自於我們與這塊土地的關係。 

本文同步刊登於108/01/04蘋果日報專欄 

 

>> 致香港政府:請還給佔中9人公民權 <<

台灣第三部門學會紀惠容理事長

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徐世榮主任

        4年前香港發生了全球矚目的雨傘運動,部分核心成員事後分階段受到香港政府及法院的追訴,此刻香港法院正在進行包括佔中三子在內的審理案,長期投入中國及香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研究的陳健民教授也被納入其中,我們對此表達強烈的關切,更希望審判結果能夠證明香港是保障人權及司法獨立的文明社會,而非以落後的、威權的、不合時宜的法條來定罪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公民。

 

        香港雨傘運動乃是香港人民爭取真普選的公民運動,這是香港人民要求實踐民主的正當行為;很遺憾地,這股和平理性的力量卻不為中國及香港政府所接受,香港政府甚且粗暴的予以強力鎮壓,舉世為之震驚。如今,4年之後,香港政府竟然使用半世紀之前、冷戰時期專門用來掃除少數政治異議份子的「陰謀造反」、「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莫須有罪名,意圖將他們的行為羅織入罪,這是民主自由社會所無法接受的事情,因為這至少已經明顯牴觸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言論主張及發表自由的基本權利。

 

        香港法院目前正在進行的審判非常的重要,這將會是影響香港未來命運的重要指標,我們相當的重視,也盼請世人能夠予以關注及聲援。繼「國際第三部門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Sector Research, ISTR)」正式發出聲明譴責該審判之後,我們(台灣第三部門學會暨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也願意發表共同聲明。

 

        我們除了表示嚴重關切之外,基於言論自由的真諦,也主張他們理應是無罪的,香港政府及法院的作為已經嚴重侵害陳健民教授等9人的基本人權,也對香港民主政治及公民社會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我們要強調,言論自由不僅是基本人權,它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的基石,香港政府及法院絕不應予以恣意的剝奪。我們期待香港政府及法院能夠正視我們的訴求,並盡快還給陳健民教授等9人所應享有及保障的公民權利。

​​本文同步刊登於 107/11/23 蘋果日報  及 英文版刊登於 107/11/30 TAIPEI TIMES

 

「解開海關文化密碼之旅」海報(2018/06/30)

  自左至右依序為:財政部關務 署秘書室王雅茹小姐、中國科大陳淑均老師*

     、臺北科大張怡敏老師*、文化部文化資源司陳登欽司長、關務署謝鈴媛副

     署長、中國科大廖麗敏老師*、臺北科大張家銘老師。有*註記者為本中心諮詢委員 。(2018/06/30)

    自左至右依序為:臺北科大校友、臺北科大蘇昭瑾研發長、

    臺北科大王錫福校長、財政部長、中國科大曾巨威院長、關務署謝鈴媛副署長、臺

     北科大張怡敏老師*、中國科大廖麗敏老師*、中國科大陳淑均老師*。有*註

     記者為本 中心諮詢委員。(2018/06/30)

>> 解開海關文化密碼之旅 <<

         文化部107年度補助本中心的「航向新視界—海關博物館培力與國際交流推廣計畫」,執行團隊於6月2日在舉辦臺北科技大學舉辦【海關博物館文化行銷與國際交流工作坊】第一場次。另,為慶祝107年稅務節(7/1),本計畫執行團隊(政大李為楨老師、交大黃紹恆老師、北科大張怡敏老師、中國科大陳淑均老師、廖麗敏老師、致理科大李銘尉老師等本中心諮詢委員,以及助理陳思瑾與陳秀怡),與臺北科大等單位,以「解開海關文化密碼之旅」策畫一系列活動 ,並於6/30在財政部關務署舉辦啟航儀式,當天出席的長官與貴賓有財政部蘇建榮次長、關務署謝鈴媛副署長、文化部文化資源司陳司長、臺北科大王錫福校長,以及本計畫共同主持人中國科大曾巨威院長,廣獲各大媒體的注意與報導。

       在國際交流上,執行團隊已獲得IACM (海關博物館國際協會)邀請出席9月在立陶宛所舉辦第26屆年度研討會進行發表10-12分鐘。今年度IACM研討會主題聚焦於“海關博物館的教育課程”,這個會議將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稅務暨海關博物館領域的人員會面,大家將一起共同切磋開發出能與時俱進推廣海關博物館的解決方案。

要言之,本團隊所策劃的「解開海關文化密碼之旅」系列活動的宗旨,就是以教育推廣為出發點,完全符合當今全球海關博物館發展趨勢的國際潮流。這個系列活動是本計畫集結跨校跨領域豐沛的教育能量作為發動引擎,在落實實踐現今大學所擔負的社會責任(USR),進一步地橫跨財政部、文化部、外交部等跨部會跨領域的強力鏈結,期盼能提升年輕學子的「就業即戰力」與「國際移動力」的同時,本活動也可以說是海關博物館打國際盃的前哨站,期盼能為臺灣進軍國際舞臺揮出推波助瀾的漂亮出擊。

        本計畫在文化部、財政部關務署、及曾巨威院長的協助下,隨著張怡敏諮詢委員於106學年轉至臺北科大文發系任教之後,計畫執行期間獲得臺北科大的高度重視,以及各種實質資源的挹注。

 

>> 【海關博物館文化行銷與國際交流】工作坊 <<

工作坊活動照片

◀︎ 工作坊活動海報與成果

 

>> 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放映座談 <<

         本中心與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文化事業發展系共同舉辦 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放映座談

▲ 自左至右依序為: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詹傑勝老師、文化事業發展系

     張怡老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黃紹恆老師、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徐世榮主任。(2018/05/17)

放映座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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