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1 00:34聯合報 / 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台北市）
惟相對的，也有部分贊同聲音，他們組促進會，主張當地居住環境窳陋敗壞，願犧牲部分土地換取生活品質提升，這股聲音讓政府得以將區段徵收扭曲為合作開發。
自救會與促進會立場看似相對，其實有共同之處，即他們都要求發展權。以社子島為例，自救會要求解除已實施五十五年的禁限建；促進會則期盼藉由區段徵收獲得發展。不幸的，不論是自救會與促進會，他們都沒有擁有社子島的發展權，這個發展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於居民渴望發展，政府竟要求人民做更大的犧牲。
人民為何沒有發展權？一九七○年代初期，政府學習英國「一九四七年城鄉計畫法」，引入「發展權國有化」及「開發許可制」，藉由都市計畫法全文修正（一九七三）、區域計畫法制訂（一九七四）及國家公園法制訂（一九七二）（或稱國土三法），將全民發展權沒收為政府所有。
人民縱使擁有土地所有權，卻不再擁有土地發展權，這也是社子島禁限建長達五十五年原因。這是重大且革命性的變革，土地發展權全部被政府無償沒收，若將其稱為台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應不為過。
政府憑什麼沒收人民的發展權？需知，一九四七年城鄉計畫法有其特殊歷史背景。根據Reade所述，那時二戰剛結束，英國許多城市充滿廢墟，需要政府強力重建。那時政治意識形態偏社會主義的工黨獲得政權，希望建造一個平等的國家，因此它對英國社會提出許多保證，該法即是達成這些保證的一個手段。
縱是如此，另一學者Davis也說，此法仍要求地方政府必須提出「發展計畫」，人民也可提出另類發展計畫，當人民的計畫遭地方政府否決時，有權上訴至中央政府請求翻案。後來在保守黨主政下，該制度又有許多變革。
另外，這也與不同法律體系有關，Booth說英國採習慣法，與我國採歐洲大陸羅馬法體系明顯不同。中世紀開始，英國法官即可根據個案特殊狀況而有不同的判決，由法官來立法的習慣法傳統，成為英國法律體系的特點。十九世紀時，這項法律決策傳統被轉移至行政決策系統，特別是在於地方政府階層；個案決策途徑乃地方政府行政的一個特點，在城鄉規畫施行之前就已經建構。反觀我國，政府施政仍不得逸脫憲法規範，而「發展權國有化」並未規定於憲法之中。
我國沒有英國的發展背景，也沒有它的法律體系，政府卻沒收了全民的發展權，拿全民發展權來與地方派系及財團建商分享，一起投機炒作；今日該是全民向政府取回發展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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